黃智堅──兩個身份，一個祝福

編按：這篇專訪，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，在去年派獨立記者陳意軒來台灣訪問手天使的創辦人之一的vincent．而收錄在今年出版的『有愛無陷』一書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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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智堅住在台灣，訪問他，是因為他在殘疾同志平權運動上，貢獻多年，也因為，他在兩年前和鄭智偉成立了台灣唯一的殘疾人士性義工團體──「手天使」。
　　
從香港飛到台南，又從台南坐高鐡到台北，從高鐡站坐的士到他工作的電台，談了幾句鐘，再同日飛奔回台南。這個訪問，安排得一點不容易，能對談的時間不多，很珍貴。
　　
在前往訪問的路上，設計了一大堆問題：手天使聚集一群義工，願意專門幫殘疾人士打手槍，真的？怎樣的人會有興趣做這類事情？具體要怎樣安排？運作的情況是怎樣？為何沒有其他類型服務？體位如何遷就？很好奇，甚至有點獵奇，禁不住腦裏想像出來的一片綺妮的畫面──當然，也同時狠狠地罵自己。直至黃智堅真正出現，他坐在輪椅上，很客氣地寒暄，幫忙調整室內的燈光和隔聲裝置，在暗黃的錄音室射燈下，聽他談社會對性的禁忌、殘疾人士受忽略、人權、平權運動，了解他為何要開山劈石，把埋藏冰封下萬年的問題揪出來，要觸碰「殘疾人的性需要」這話題，還直接提供服務，需要強烈的信念，更需要勇氣。
　　
當然，談得最多的還是「手天使」的服務。看得出黃智堅不想淨是一個勁兒解釋床上的肉體服務細節，他有理念，而他更想談的是理念本身，性是人人與生俱來的需要，以性作為窗口，介入殘疾人士的生命，不只是提供床上那幾十分鐘的歡愉，而是要利用那短短幾十分鐘，改變人的一生。
　　
打開「手天使」的官方網頁，曾接受服務的肢體障礙者Steven，直率地分享：「當我承受不住，想要結束生命時，我會申請第三次服務……」一個簡單的打手槍動作，服務過兩次，竟成了受助者的救命鐘。這叫「性」的東西究竟是甚麼，這手天使義工能給出來的又是甚麼，會把人的生命摧折、扶起、昇華？這裏面藏着些甚麼威力強大的能量？
　　
性是鏡子
　　
或許，性是甚麼這問題，沒有人能準確解答得了。但很多時候，性話題像一面鏡子，你站在它面前，會害羞麼？會暗地興奮？會臉紅心跳？有悔恨終生的故事？只有一談起性，人的各種面向才有如潘朵拉的盒子，妖魔鬼怪一隻隻跳出，而在這些怪物當中，可能都有你和我的影子在內。
　　
黃智堅一雙腿行動不太方便，從小，他本身就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人世間的種種奇怪臉孔。
　　
唸國中，一次跟朋友玩，有個同學跑來，惡作劇地掐了黃智堅的大腿一下，他喊痛，同學才恍然大悟：「啊！原來你的腿有感覺！」都以為腿不能動了，就等於不存在。又，一班國中男生，圍在一起，談起各自的身體、發育，種種跡象都叫少年的男生又驚又喜，一見黃智堅走過來，馬上轉話題，都不願談。
　　
「為甚麼？」黃智堅問。
　　
「因為你不懂，你沒有這個需要，我們不知怎樣跟你聊。」同學答。
　　
我有這個需要呀！黃智堅在心裏喊，但原來，一般人看見人坐在輪椅上，就等於下半身消失了，不知道，原來性不在兩腿之間。
　　
在台灣，肢體障礙佔全體身心障礙人口最多，分為輕、中、重、極重，很多重度以上的障礙者，得留在家中，接受家人或俗稱「阿姨」的受僱照料員每天上門照顧起居。他們是沒有私隱的一群人，穿衣服、洗澡、上下床，統統由身邊的人協助。可是每個人，不分健全殘疾，到一定的年紀，都有性需求。
　　
「那慾望來的時候，那怎麼辦呀。」黃智堅的聲音很輕，但有力，他一臉認真地問這個問題。
　　
現代的婚姻體制，跟經濟掛勾，有樓有車有學歷的，是理想的結婚對象，要是殘疾，沒有工作能力，難以走進婚姻體制。沒有收入，長期留家，連最低限度的交朋結友都沒機會，更徨論拍拖。
　　
很多重度的肢體障礙人士，就一直這樣待在自己的家，世界就只有那麼一點大。最能在一旁察覺、幫忙的，是家人，但在東方華人社會，性是重擔，是禁區。
　　
「父母長輩都會說，啊，這個不好，不可以講，不可以去想。可是這樣它仍是存在的。手天使就是為了這樣的需求存在。社會對性充滿了害怕，但又一直在進行着。可是也不去進行性教育，害了大家。手天使的成立，就是包括了我自己，在成長過程中，很多人以為我們沒有這個需求，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。」黃智堅道。
　　
2013年，黃智堅跟幾個朋友聚在一起，談論要怎樣開始這個計劃。當時朋友一致推舉黃智堅做領導者：「群組裏，只有我一個是殘障者。我說，我自己行動也不便，怎樣幫他們？」結果，組織還一致決定，任何受助者來找手天使，第一個接觸的人物，必須也是殘障人士。成立官網以後，第一個接受服務的，是一個28歲的男個案。
　　
「那位男生的手部功能很弱，」黃智堅說：「他成長過程，都是住在家裏。」男孩子早上有夢遺，家人看見了，默不作聲把衣服拿去洗，然後就不知該怎辦好。又有一次，男孩跟在父親的電動機車後面，他的手沒力，要把身體往爸爸身上貼，抱得很緊，機車往前開動，機器一直在震，男孩的下體便開始有反應。
　　
只見父親錯愕地回頭問：「你……幹嘛？」
　　
「我沒有幹嘛，只是震動會有反應。」男孩答。然後談話中止。
　　
家人明明就看見這個男孩的需要，但不知怎樣幫忙。接觸手天使過後，男孩驚嘆：「啊，世界上有這麼好的事嗎？」
　　
但黃智堅先不提供服務，他選擇跟男孩見面、聊天。
　　
「服務過程花非常多的時間。一開始我要跟他聊天，了解他個人對社會的理解，一般殘障者對社會的接觸不是那麼多，也同時了解他的個性，身體的狀況，他移動的情況是怎樣，這會影響我們日後服務時，抱他上床是怎麼抱。」受助者對甚麼具傷害性的字眼敏感？家人的背景是如何？接不接受家中兒子接受服務？他是同性戀？異性戀？誇性別？對於這點，黃智堅不直接問，他就在言談間去感受猜測。啊，忘了說，黃智堅自己本身，也是同性戀者。
　　
第一次見面，得到了這麼一大堆重要的資料，黃智堅回去後，有一大堆表格要填。跟伙伴開會，討論能不能服務這個案。
　　
「不是只有我自己去問他，我也把自己放低了。我們會交換一下彼此的狀態，我的故事是怎樣，腿是怎樣的狀態，用同理心，讓他接受我，那他就會愈講愈多，讓我知道他的內心。」黃智堅自己也是殘障者，這個身份，幫了一大忙，受助者看見他，往往較願意投以信任。「有一個個案，我跟他用Skype談了半年了，他住在台灣南部，我也要專乘下去看望他，跟他父母見面，介紹自己是甚麼人，但不能說我要跟他做服務，重點是讓他家人信任。」
　　
完成了第一次面談，開會後，如團隊認為能夠服務，那就安排第二次見面了，但，還不是提供服務的時候。
　　
「第二次面談，我也是一定要出現，讓受助者安心和信任。另一位，是特殊教育老師，我們兩人一起跟受助者面談。」黃智堅說，他自己只是「資深殘障者」，他了解殘障人士，但有關人的心理、情緒的輔導，談及性的時候會引起的反應，還是要邀請專業人士協助。「第二次見面，我們要解釋一次我們的遊戲規則是甚麼。服務的地方視乎是家裏、或是旅館，我們就上那個地方，視察環境。」
　　
這樣層層遞進，一次又一次接續面談，所花的時間，遠比打手槍服務那幾十分鐘多。黃智堅在這些面談中，要處理的，就是人對性的恐懼和渴望，鑽進受助者內心矛盾又刺痛着的地方，灌輸「性是人權」的概念：「有些受服務者，在跟我們談的時候，仍是害怕，怕被知道，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，很可怕的東西在控制着。他們會想『你怎麼可以想這種東西』，不讓自己去想，從小到大就養成是這樣。所以見面的時候，我會很強調的說，這是你的人權。在你看不見的時候，你的朋友、兄弟、爸爸，全部都會打飛機，只是他們不讓你知道，只是躲起來。你不該覺得這是恥辱的事，只是我們身體不方便，沒辦法而已。」
　　
說到底，「手天使就只是打手槍那麼簡單嗎」，黃智堅問。打手槍只是一個誘點，從這誘點開始，障礙者才可藉此重新看自己的身體，築起他跟人之間的互動。原來一談性，隱藏在心裏的悲喜抑壓全部給釋放出來，這個時候，正正是改變、介入的好時機。走進人最黑暗的角落，撫摸那最軟弱晶瑩剔透的一層柔膚，輕輕問：「要不要醒過來，走出去？」要走這條路，得輕輕用腳尖踏鋼線，一不小心，會走錯，會傷到另一顆心，黃智堅很用心地探索着。
　　
你會擁有，也會失去
　　
手天使的義工，分為兩類：協助策劃、準備服務、善後工作的行政義工，和真正提供服務的性義工。跟受助者面見，對其背景了解清楚，心理上都準備好以後，義工團隊便開始計劃性服務的細節。
　　
很多重度肢體障礙者，都是住在家中的，由於行動不便，24小時受到看顧，性義工如何上門提供服務？那得考驗團隊的細緻計劃──盡量詳細從受助者口中知道家人的作息行程，算準家人離開的時間，受助者能獨處的短短窗期，要是很困難，就給受助者在外面租個旅館房間，但如何協助受助者離家？如何在陌生的地方處理上床下床的技術問題？可以想像每次提供服務，都像打仗。
　　
黃智堅、特殊教育老師、四位行政義工，會於服務當天，一同拜訪受助者。服務指標：15分鐘內，義工要把場地佈置妥當，包括把床舖得舒舒服服，製造氣氛，放香精油、紙巾、潤滑液，一部手提電腦，視乎受助者的性傾向，播放直的色情片或同志片，行政義工在一邊忙着做這些，黃智堅跟特教老師在另一邊，跟受助者聊聊天，放鬆彼此心情。
　　
「我們會跟受助者說，如果一會進來的性義工，你覺得不適合，沒有感覺，你可以拒絕他，你有拒絕人的權利。」黃智堅說，一般重度殘障者，習慣了被人幫忙，有時感覺不舒服，不被尊重，也不懂說不。「但在手天使，我想改變這個概念，人家來幫你，殘障者可以拒絕。相反，人家性義工進來，可能也有權拒絕你，是雙互的。」
　　
「讓重障者知道，人一生，你會擁有東西，也會失去東西，人是會這樣，社會也會是這樣。很多重障者被家裏照顧得太好了，會像溫室的花朵，不知外面的險惡。」黃智堅是同性戀者，也是殘障者，他自己交男朋友、被拒絕的經歷，就會在這些時候掏出來，分享灌輸。
　　
這個時候，真正負責性服務的義工，早在附近等着了，並有另一位行政義工陪伴着。十五分鐘後，團隊把房間準備好後，挑戰來臨──把受助者抱上床，每位重障者每位的身體狀態不一樣，抱上床下床，往往最花時間。而脫衣服方面，「我們會跟據他身體的情況，問他喜歡讓行政義工幫忙脫，還是讓性義工來脫。」
　　
這樣周到地照顧好每一個環節，仔細、體貼。然後，行政義工和黃智堅一行六人離去，讓性義工進來，服務真正開始。「服務的長度每次是90分鐘。不管你是很早就射出來，很晚才射，或射不出來，都一樣是90分鐘。如果射出來後還不到90分鐘，那你想跟性義工談天，擁抱，做做朋友之類的，我們都可以接受。我們想透過這個方式，讓他跟人有互動，平時這樣的機會不多的。」有些性義工很貼心，射精過後很大方的讓受助者抱，性義工還會說：你知道嗎，這種擁抱就像你跟心愛的人擁抱的感覺一樣，臨走還會親一下他的額頭。
　　
九十分鐘過後，團隊再進來，性義工已經把受助者的身體擦得非常乾淨了，也幫忙穿好的衣服。行政義工會幫忙抱他回輪椅上，迅速把房間還原成初頭的模樣，把味道想辦法清除掉，床整理乾淨，衛生紙每一張都得帶走，不留下一點痕跡。
　　
像特工！有一次，團隊還來不及離開，受助者的爸爸就回來了，差點被發現，黃智堅捏一把汗。
　　
手天使提供的性服務，每位受助者，只限三次，很多人走來問黃智堅：三次？一個男生的一生，不只打三次手槍吧？
　　
「不要忘了，手天使不是在救濟、同情，是透過這三次，去激發、改變，要讓他走出家裏。手天使不單只是打手槍的，我們做得更多，我們做的是誘發在人可能的範圍內改變生活，其實我們已遇到很多開始改變的人了。」
　　
最燦爛的煙火
　　　
想成為手天使的義工，要先按時出席會議，黃智堅會用他身為殘障者的目光從旁觀察，看看他們眼睛裏有沒有同情、憐憫、可憐，決定能不能派他出去。「我們從小是這樣長大，對這很敏感。性義工若不能把這部分處理好，你是傷害了他，也傷害了自己。」而且，一定要擔任行政義工兩次以上，才可負責做性義工。每次提供服務，黃智堅跟受助者事前的面談，會錄音，性義工進房前，會被問及感受、錄音。性服務完結了，大伙兒又會聚在一起開會，檢討改善建議。

不厭其煩地做做做，所有細節都紀錄下來，把文件整理好，就是一個個案例，日後要是要向人解釋團隊理念，這些資料就很有用了。
　　
說起性權，人人都覺得很困難，怎樣談？怎樣向官方機構提出？連民間的慈善團體，都可能視而不見。社會日漸進步，殘障朋友的教育、無障礙設施、就業，醫療，房屋，都慢慢有人關注，就算發展仍不完善，最少有人知。但性，黃智堅根本不寄望社會可以幫得了忙。「我身為殘障者，很清楚知道沒有任何政府國家家人老師可以幫得了我們，所以才用最人性的方法，用性來做切入點，就因為沒有人敢碰這一塊。」
　　
通過層層努力，現在的殘障朋友，大致都能上學、上班了，基本生活上了軌道，也有人照顧，但，要是人一生都孤身寡人，沒有跟另一個生命靠近過，體驗接吻，肌膚的觸碰，眼神細膩的交流，那麼人的心裏，會不會總是有一股聲音在呼喊救援？
　　
黃智堅說：「很重要的一點，是在殘障者的一生中，其實是沒有性別的。以女孩子來說，都是愛漂亮，但很多父母為了照顧殘障女兒比較方便一點，就把頭髮剪短短的，跟男孩子一樣平頭裝的女孩，大有人在。她們不是男也不是女，就只是一個人，男女沒有差別。男生呢，父母一定會想，我兒子是殘障的，有誰會想跟一個殘障者在一起？所以也不會鼓勵他們去找女朋友甚麼的。」
　　
不賦予殘障人有性別的權利，是因為社會寄望男、女人會做的事，沒有他們的份兒。
　　
「很多父母常常說的一句話：『你就這樣好好的生活，到老，別餓死就好了，有人照顧你就好了。別多想甚麼其他東西。』」黃智堅說到這兒，很難過：「很多時殘障者都不被當成一個人來看，比一隻狗還不如。這是很殘酷的事實，一直在我們生命裏面出現。」
　　
「手天使用性來做切入點，就是讓殘障者做回一個平常的人，讓他們被平常看待就好了。其實，你不把一個人當成人來看待，才會特別的照顧你，可憐你、救濟你。不是說慈悲心不好，但把這些東西都拿開以後，我們要想，怎樣從內心去看一位殘障者。」
　　
手天使第一個服務對象，是同性戀者，之前沒有戀愛過。接受服務之後，他跟黃智堅說，要試試出去交男朋友，黃聽了很高興，馬上介紹尋找相好的熱門地點，最重要的是，受助的男生願意把自己投擲出去，選擇冒着險的被拒絕機會，出發追愛。
　　
第二個受助者，28歲，從沒離開過家，所謂出門，是從自己房間到家門口，被家人照顧得像寵物一樣。黃智堅跟他在Skype談了幾個月，有一天他開口說：我在家用力練習推輪椅了，自己一個跑到附近的漁港去。他又說，在網上看到殘障朋友的活動了，了解到更多，想離開家裏，上台北。
　　
他的改變，很大，黃智堅說，他最後接受服務當天，是雙十節。
　　
「政府每年花那麼多億，慶祝國慶放煙火，只是一下子而已。手天使沒有多少錢，我們卻讓一個重障者在那一天射精，他也射出了最燦爛的煙火，那是他人生最美麗、最驕傲的煙火。」
　　
手天使現在服務的，都是重度的肢體障礙者和視障朋友，而且只限男性，服務只能限於打手槍，全套的性服務，礙於法例，不能進行。而在黃智堅心中，最牽腸掛肚的，是女性。但台灣的法例是，凡是有「侵入性」的性服務，都是違法。「我一直對女性比男性更在乎，你看在社會，談到這個部分，女生是不能出聲的，一談，就是淫蕩。中國5000年的壓抑和重擔，全放在女人身上。一般女性都已經這樣，那殘障的女性，她能講嗎？一講，家人就說，你怎麼可以談這種事情，你學壞了。」
　　
黃智堅是同性戀者，很多殘障女性朋友，當他是姊妹，很多心事都掏出來談：「她們常跟我講一句：可能到我死了，還是『完壁歸趙』。聽到這些話，我蠻難過的，完全感受到她們說這話時心裏的痛。」
　　
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要求，一向詭異，先要女性貞潔，有過多名性伴的女人，會被污名淫婦，直到女人結婚，還應該是處女，但如果女人一生不嫁，又會被嘲為籮底橙，剩女，還有一大堆一大堆貶名。黃智堅口中的殘障婦女朋友，她們很想做愛，僅此而已，有問題嗎？
　　
「我希望手天使有天可以提供全套性服務，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的殘障者。」這樣，才是完整的人。「如果要衝撞法例，也可以，如果可以帶來改變的話。被關，如果可以引起法律的改變，讓我覺得值得，也可以被關。」
　　
「我非常期待被關。」黃智堅再說一遍。
　　
2013年，手天使成立。現時，義工人數大概十人，真正接受了服務的受助者人數，是兩人 (2014年11月)，都是同性戀者。有一位，臨時打退堂鼓。隨着義工隊漸漸為人認識，很多高學歷的健全朋友前來加入，有部分是異性戀的男生，把這些人力儲起，日後義工團隊準備衝撞法律，服務女人時，就靠他們了。另外，也有異性戀女義工加入，而等候服務的名單上，就有四、五個異性戀的重障男生。
　　
遺憾的是，訪談過程忽忙，除了黃智堅，其他手天使的義工就無法見面了。對於這樣的一個小小組織，沒錢、沒資源，想方設法走法律縫隙，純粹一片俠義熱血，為社會欠下殘障朋友而努力還債的人，只能心存感激，心頭的顫動，也沒法很具體地描繪出來。而凝望人流竄動的街道，很繁榮，但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矛盾煩惱吧，而且，我們生來，都是孤孤獨獨的，只需為自己的生命負責，我們怎樣可以活得好一點？回看殘障朋友的故事，腦裏總無法釋去這個問題。
　　
附：黃智堅個人訪談
　　　
黃智堅在台灣的性別、殘疾權利運動中，是重要領袖，他帶領身心障礙同志團體「殘酷兒」，主持同志電台節目「真情酷兒」十年，成立手天使，連年台灣殘障團體、同志團體遊行，都有他的身影，這樣的背景，自然讓人想仔細訪談，請教他多年來，帶着殘障者、同志的身份，對自己的社群不離不棄的故事。
　　
這樣的運動領袖，他們為了一股熱情，奮力投身進平權運動，而沒有實質回報，這個決心是慢慢地進佔腦袋，或是一下子「噹」地一聲：「老天！我要幹這件事情」？又，很累很乏力的時候，怎樣一步步跟自己對話，扶起自己，重挑責任？
　　
黃智堅言談清晰，多年的電台主持功夫，很深厚，他的話，原文照錄，就可以。
　　
我不是在台灣出生的，我在寮國出生，12歲時，中南半島淪陷，我全家逃亡來台灣。我三個月大，開始得小兒麻痺，8歲之前，我媽不斷帶我到處治腳，見過看多莫名其妙的醫生，吃過很多奇奇怪怪的神仙藥，可是從這樣的經驗，我發現我比別人早熟。我懂得看人臉色，懂得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生存。
　　
從小，我一直不接受同志、殘障身分。國中畢業後，我把全部認識的殘障朋友電話簿全撕掉。我告訴自己，國中畢業了，要進入社會工作，我得健康一點，要開朗樂觀，要殘而不廢，所以就不再跟殘障朋友來往，在馬路上要是看見另一個殘障人，我的頭會撇開，因為如果看他，我就看到我自己。我以為只要看不到這些殘障人，我就會變得開朗。現在回想，其實我是不接受自己，欺騙自己。
　　
到25、26歲以後，我覺得不妥，不想再欺騙自己下去，逼自己再去認識殘障朋友，到29歲，重新接受自己的殘障身分，也在同一年，確定自己是同志。我覺得是老天故意安排好的，把最困難的殘障部分，要我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做這人生的功課，然後同志的部分，我花了不到一年就接受了。跟29年的殘障生活比起來，「基」這回事就是小毛見大毛了。無論我怎樣，殘障的身體是一直存在的。我曾跟一位愛滋病患朋友講：「你要慶幸自己得的只是愛滋。」對方說：「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！」我答：「對呀，現在用藥控制的話，你還是活得好好的，你的肌肉還練得那麼漂亮。但我的腳，好像一直沒有科學家想辦法把我的腳變好耶。」可能要到有一天我死了，躺在地下了，我才不用理會小兒麻痺這事情。跟這位朋友說完後，他改變蠻多的。
　　
從小到大，一直到現在出來做事那麼多年，有事，我不會跟朋友說，大家都只是會見到我開心的一面，我傷心、黑暗的一面，從來不會讓人看到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我欠了我父母，我不應該給他們任何負面的情緒了，讓他們去承擔了。所以我從小就有一個很棒的正能量來源，我會自己安慰自己。男朋友追不到，那就把愛的能量累積起來，下一次遇到愛的人，就把能量一次過給他就好了。這種東西，是被殘障的生命磨練出來的。如果很傷心的時候，我老是會這樣告訴自己：「不怕，撐過今晚，明天就會好了。」要做傻事的時候，我總會跟自己說：「捱過今晚，明天再來做傻事。」
　　
若有其他的殘障朋友一生自卑，沒辦法走出來，我也可以理解的，因為實在太苦了。可是如果你不接受，它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呀。你可以心情好一點，那這條路就可以順一點，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呀。
　　
走在同志的路上
　　
從1999年我認識了我男朋友，到現在已經15年了，一直以來，我作為男同性戀者這方面，改變蠻大的。以前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做好，養好，混合社會，作一個好的形象，照顧好自己，交待好社會就行了。然後我全部做了，社會對同志的觀念還是沒有改變。他們怎樣可以接受呢？就是我們全變成異性戀者，這才是他們要的。從此之後，我就積極加入同性運動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。你要當怎樣的一個人，不用向別人交待。很好笑的，馬英九以前當台北市市長時，雖然沒有給很多的經費，但也少少的支持同志運動。現在他當了台灣總統，就說台灣同志要結婚，得經過兩千三百萬人同意。馬英九他結婚，經過了兩千三百萬人同意嗎？他現在的施政那麼爛，那麼多破政策被強逼通過了，他經過了兩千三百萬人同意了嗎？百分之九都不到，那為甚麼同志結婚要經過兩千三百萬人同意？也有其他政客說過類似的話，但他是總統，講話有一定的高度，他要負責任。
　　
我一直做同志廣播，我以前就是專把同志正面、陽光的一面表達出來，但現在做同志廣播，我必須要把同志運動放到節目裏面。15年來，我覺得蠻多的，如果弱勢社群自己不走出來，社會、政府不會給你任何支持和資助，只能自己站出來。在台灣，殘疾同志是蠻被健全同志照顧的，不會跟不上就把我們掉到一邊。我是一直走了八年，才有能力回過頭，把運動中的養分帶回殘障圈，然後開始做殘障運動。
　　
這是我人生蠻重要的一塊，少了這一塊，我就不叫黃智堅了。
　　
在同志運動中，我認識了一個性工作者。我29歲才知道自己是基，認識性工作者時，我跟社會一般人一樣帶着歧視，「這個女人幹嘛要做性交易去賺錢」？可是當我發現了自己的同志身份，加上殘障身分，成為社會上最邊緣的部分，那就不會把自己看得比她們高，我能把自己放到很低，了解對方遇到了甚麼困境。我覺得是同理心把我放下身段，不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有些殘障朋友，跟他們聊天時，都會說：「唏，這些妓女，怎可以做這種事情。」他們會用妓女這個字。我會答：「你們比她們好得到哪裏去？她們是用自己的體力工作，應該尊重她嘛。社會也歧視你這個殘障的、殘廢的，人家也看不起你，你有甚麼資格去看不起人，其他跟你不一樣的弱勢社群。」同志身分讓我學到蠻多的，謝謝老天給我兩個身分：殘障身分，外加同性戀，這是我最大的祝福。經歷了這兩個部分，沒有任何另外兩個身分比這更悲慘的了。因為這兩個身分，讓我看到人性更光明的部分。
　　
那麼多年的運動，我個人最大的啟發，是同理心。同志這身份是被社會打壓的，我也是殘障者，經歷了社會對我們的看法。我學到最棒的事情是同理心，對社會上各種弱勢的心通、理解。
　　
我們能做甚麼？
　　
我自己覺得，我51歲了，期望政府做一些東西來改善，是不可能。要期望殘障的家人，他們能做的也有限。所以希望從殘障運動去做一點甚麼，爭取了人權之後，大家會看到，以為政府做了好多，原來我們這些人出來，可以觸破政府那麼多謊言。以台北市來說，政府花了很多錢去打造無障礙環境，但我作為輪椅使用者，在台北市生活仍是很辛苦的，在台灣其他地方更不用說了。無障礙廁所我們很多都靠近不了，在路上，常有路中心突出來的東西，他們說是要阻隔機車，但同時把我們也阻隔出去了。政府是沒有心的，但不能說沒心就不用負責任。
　　
政府能做甚麼？家庭能做甚麼？其實他們都不能做甚麼，只能由我們自己站出來，從2000年開始，我每年在11月，號召殘障朋友來殘障遊行，這是比較象徵性的。但在日常生活，我們都是這樣的去抗議。只我們自己才能改變自己，才能改變社會。
　　
最後，有關「手天使」……
　　
手天使人人以為是打手槍，其實，打手槍實在是太簡單了，幾分鐘就可以解決。但服務前後，我們去陪伴他的過程，那是很大的工程。我們不是大型的民間團體，我們只有幾個人，我們又不是政府，沒有那麼多財力，但我們想做一些彌補，這是我們社會虧欠他們的。